在早期全球化阶段，古代中国为世界贡献了什么？如果说西方世界向外的航海探险主要是“单向远征”，那么东方世界内在的陆海复合交往更像是“双向奔赴”。古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因地制宜，因时求新，因国而异。
「礼乐纽带」
1368年，元明鼎革，百废待兴。明太祖朱元璋开展了大范围的礼乐复兴，力图改变元代“制度疏阔，礼乐无闻”的窘境。在他看来，应以礼乐为“治平之膏粱”，而以刑政为“救弊之药石”。
1392年，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明朝与朝鲜王朝之间“以理为先”的双边关系愈发紧密。当时，朝鲜王朝上下极为重视《朱子家礼》。1403年，李朝政府将其纳入科举内容，“令初入仕者，并试《朱文公家礼》”，还令平壤府印刷该书一百五十部，颁赏各司。
1430年，朝鲜王朝遣使赴明，专门学习礼乐，尤其是详细考察雅乐和宫廷燕（宴）乐，并对各种乐器进行临摹，再以图像的形式带回国。这有效解决了因长途跋涉颠簸无法大规模进口中国乐器的问题，进而推动了朝鲜半岛本土乐器制造业及礼乐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1475年，《国朝五礼仪》付梓印行，成为朝鲜史上最权威、最基本的国家礼典古代，对诸多典礼的施行进行了详细规范。该书明确以五礼为中心进行编撰。其中，吉礼主祭祀，嘉礼主喜庆，宾礼主外交，军礼主军事，凶礼主丧葬。
《国朝五礼仪》还融入了许多朝鲜半岛的礼乐风俗，特别是某些致祭对象、建筑风格、服饰音乐等颇具特色。比如，祭三角山、白岳山、汉江，安置大行王梓宫的玄宫和便房的建造，创作并施行《定大业》之乐和《保太平》之舞等。
《明太祖实录》中对礼乐作为“国之纪纲”的分析和阐述比比皆是，蕴含着中华传统治国理政的经典智慧。这种思想在朝鲜半岛、安南、琉球、日本列岛等实现了播迁，科举、汉字、儒学、书院等中华文化被大量仿效和学习，促进建立起符合各自历史和国情的相关制度安排，推动实现了儒家文化圈的“礼治稳定”。
在韩国首尔，博物馆工作人员展示朝鲜王朝德宗印章“德宗御宝”。
「长城纽带」
作为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下的重要力量，中国富含“礼和天下”的辩证意涵和长远考量：“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
不过，明朝并非将所有周边政权都视为“不征之国”。对于紧邻西北边境的游牧政权，中央王朝是警惕的，以至于“必选将练兵古代，时谨备之”。1449年发生的“土木之变”更是一次剧烈冲击。
经景泰、天顺、成化三朝重建，明朝最终形成九边防御体系。此后，围绕长城形成的动态平衡，反映出中央王朝对外开放的过程是可控的。
自古以来，长城的布设与自然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形成了“天人合一”的默契：长城走向基本和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一致，对应半湿润气候与干旱气候的分野。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长城是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的分界线；从军事斗争和政治联系的角度来看，长城是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治力量对峙较量和协商交流的前沿阵地。
1568年，戚继光受命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不久成为蓟镇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在巡行塞上后，他提出增筑长城敌台以加强守备。3年后，空心敌台横空出世，并且“二千里声势联接”。明廷进一步下令加厚边墙、增设垛口等，并令边军哨守。这些体系化工事的强化与完善，对阻击游牧势力南下扰民发挥了重要作用。
之所以把长城看作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之间的纽带，是因为它一方面发挥了分隔和过渡两类政治单元的功能，在“以力为先”的逻辑下扩大了双方的战略缓冲空间，一方面又在提高安全保障的基础上，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政治社会的融合。
据统计，明朝修建长城最为频繁的时期是隆庆年间，年均次数达4.3次。也恰恰是在这个时期，“隆庆和议”实现，“华夷兼利”的民族贸易市场普遍建立，其多分布在长城沿线重要的关口或军事堡垒附近，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与历史影响。
自此，曾于1550年因贸易问题而起的“庚戌之变”再也没有发生。长城两边的安定团结与稳定持久的互市贸易相辅相成，农耕与游牧双方平等互利、各取所需：
1575年，宣镇、大同、山西三镇官市上的马匹交易量达3.4万多匹，比5年前马市初开时增长了近5倍，马价银亦是水涨船高。1582年前后，张家口以西的七镇梭布销售量每年约在百万匹，这意味着总人口为30万的蒙古土默特、鄂尔多斯、喀喇沁三部每人所获梭布就有三匹。
对此，《明神宗实录》这样感叹：“俺答纳款，马市互易，边疆无警，畿辅晏然，汉唐以来所未有也。”到了明末，更是呈现“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和谐氛围。
深秋时节，北京慕田峪长城景区内层林尽染。
「丝路纽带」
1405年，郑和率领2.7万余人的庞大舟师从江苏太仓起锚。28年间，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多次造访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等地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一礼尚往来的历史壮举，拓展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广度与联结深度，帮助许多地方提高了生产力、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充分说明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效果是有益的。
然而，鉴于种种原因，此后朝野上下并未对海外贸易的认识达成一致，有明一代的海禁政策时紧时松。其间，被誉为“万国津梁”的琉球王国“近水楼台先得月”，逐渐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重要贸易中介。
据《明英宗实录》和琉球《历代宝案》记载，1441年，琉球船载中国瓷器等物前往爪哇购买胡椒、苏木等物。在整个15世纪，琉球至少将9.5万件从中国获得的处州青瓷器（龙泉青瓷）送往暹罗、马六甲、巨港、苏门答腊等地。
16世纪，在海外贸易需求旺盛、西方殖民者纷纷东来、走私和海寇活动日趋猖獗的大环境下，明朝不得不作出相应改变。有学者指出，当时的中国不仅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还在众多的传统手工业生产工艺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世界而言，进一步扩大开放显然都利大于弊。
1517年，明朝正式核准广东市舶司的征税办法，一律征收20%实物税。1567年，明穆宗按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准许部分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
从此，具有官方性质的朝贡贸易不再是单一选择，民间贸易也获得了合法身份。后人陈子龙所说“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规律逐步得到印证，困扰已久的“嘉靖倭患”基本平息。
与之相伴，当时的东南亚逐渐成为中国与欧洲、美洲和阿拉伯世界产生多重联系的中介区域。浙江的湖丝及纺织品、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福建多地的糖制品和果品等特色货物大量出口，不仅促进了包括审美文化交流在内的文明互鉴，也给明朝带来了高额利润。
综合比较各类统计，在隆庆开放后的七八十年间，全球大约有1亿两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如此繁盛的景象不仅使得国库充盈，一些私人海外贸易也大为获益。这种局面是此前未见的。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股东拥资8100英镑。仅仅10多年后，中国就出现了拥资达5500英镑至7500英镑的大海商，与欧洲同行相差无几。
同时，中国与东南亚始终保持着相互尊重、友好共生的关系。成书于1617年的《东西洋考》每卷均专设“交易”章节，记载和指明了如何“入乡随俗”地做生意。
比如，在暹罗，入港后先得过三关，然后就可以就地交易；在旧港（三佛齐），需要先进献当地首领，随后以物易椒，二两金相当于椒百石。
当时中国的扩大开放，还让海外华侨的数量迅速增多。他们不仅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还坚定地与当地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殖民统治、反抗殖民压迫。
比如，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上半叶，菲律宾的卡加延、依罗戈、莱特、保和、布拉干等地的反殖民斗争风起云涌，海外华侨都积极参与、紧密配合，与菲律宾人民用鲜血浇筑出深厚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