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是一个让无数考生向往的数字，已成为人们心中高等学府的代称之一。
在汉代，也有这样一所“211”大学，它是汉代古代国立最高学府，是当时的青青子衿们向往的圣地，它在汉代几经起伏，鼎盛时学生人数曾一度达到3万余人，这就是汉时的太学。
太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立学校，如今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它最初到底是为何而建立，又是如何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
为育才而生太学1.独尊儒术，太学始建
“太学”这个称法，最早见于《礼记》中:“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这个称呼从出现在人们面前，就有求学拜师之意，可见太学的始建是作为教育机构的存在。
汉初立之时，天下刚经历战乱，民生凋敝，据说一度连皇帝刘邦都凑不出一辆毛色相同的四驾马车。因此至高祖起，汉行黄老之道，奉无为而治，休养生息。
后至汉武帝初年，国家富裕，全国上下精气神一片欣欣向荣，刘彻急需新的思想来扫除之前的“颓气”。他快速恢复察举制，大儒董仲舒与公孙弘二人应运而生，因“举孝廉”走到他面前，登上历史舞台。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十分对汉武帝的胃口，可是当时天下已经流行了多年的黄老思想，儒生少之又少。
于是刘彻采纳董仲舒建议的同时，也采用了公孙弘“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补博士弟子”“二千石谨察可者，……得受业如弟子”等意见，于元朔五年，诏令太常“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
可见最初汉武帝始建太学，是为了给自己培养通儒传儒之士，儒术统治之才，以便于思想上的大一统。
2.皇帝学生，无上荣光
西汉诸帝在武帝之后，仍十分重视太学的建设，经历昭、元、成三帝的推行，人数增多至千人，成帝末年更是增至三千人。这人数逐渐增长的太学学生之中，不得不提到极为特别的一位——汉光武帝刘秀。
刘秀被今人戏称为“位面之子”，传奇之多三言两语难以描述。他与太学最大的渊源，是他曾在太学读书，为太学学生之一。因此太学虽经历了两汉交替之际的动乱，却在东汉时期又得到了恢复和新的发展。
有当过太学学生的经历，光武帝对太学自然重视非常。加之天下刚经历两汉交替的战火，百业待兴。刘秀跟当初的汉武帝刘彻一样，需要一批能为他言为他用的儒生，与他统一思想，帮他安定天下。
故此有了《后汉书》记载的，刘秀在建武二年，“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后，在建武五年十月修设太学。
根据《后汉书·李通传》记载：帝每征讨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师，镇抚百姓，修宫室，起学官。光武帝不但“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还亲自巡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
刘秀开启了东汉皇帝去亲临太学巡视，赏赐太学学生的先例，也让太学为皇家育才这一职责延续。后东汉诸帝亲临太学，效仿光武帝于太学行祭祀礼仪等行为者数不胜数，明帝更是在太学辟雍自讲。
梁太后在执政期间，曾诏令自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员皆遣子到太学受业，并规定每年以春三月、秋九月举行两次以太学生充当礼生的乡射大礼。这时期的太学游子日盛，获得迅速发展，学生人数猛增至三万多。
太学一时风光无限，《后汉书·朱浮传》称当时的太学为“礼义之宫，教化所由兴也”。
毕业生去哪儿了1.考试吗？考过包分配的那种
按照史记的说法，太学的毕业考试叫做“射策”。每年一考，最初分为甲、乙两科，后汉宣帝增加了丙科。三科难易不同，由考生根据自身学习程度自行选择考试科目。太学学生如果顺利考核，便能谋得一官半职。
《汉书· 儒林传》记载的“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就是太学学生通过“射策”后任职的有力证据。
这也是当时建立太学的初衷——为国育才。当这些为国而育的人才成功通过选拔后，便会被朝廷所纳，太学也成为了朝廷纳人的来源地。
即使能任职的中央官职不多，朝廷也会派这些通过“射策”的太学学生去地方为官，造福一方。这些学有所成的太学学生们，或荣归故里，觅得一官半职；或去地方的官学任教，继续为国家育才。
2.考不过？重修无年限的那种
根据《史记·儒林列传》的记载：太学设立之初，太学学生的修业年限是有要求的。最初朝廷迫切育才纳才，故此对太学学生的要求是“一岁皆辙试，能通一艺以上”“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辙罢之”。
也就是说，最初的太学学制是一年，太学学生需要在这一年之内考过一科，过了入仕为官，不过则退学。可是这一规定执行的并不严格，考不过留校无限重修的比比皆是，皓首白须的太学学生算是太学里一道特别的风景。
《后汉书·献帝纪》记载，汉献帝在初平四年曾下诏，给那些花甲之年的太学学生“听为太子舍人”，免使他们“结童入学，白首空归。”
这样的纳人方式，算是前无古人。年轻入太学的学生们，不用背负到老仍在读书，会老无所依的压力，也吃下了只要从太学毕业就会有官可做的定心丸。皓首白须者们对读书信念的坚持，也能坚定他们对求学的信念。
太学的衰落1.精神阉割，政权衰落
自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建立太学后，太学一直在东汉历代当权者控制内。
太学学生是一个皇权时代下特殊的群体，他们为入仕而进太学，却又尚未入仕。他们不畏强权，充满着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太学学生们敢想，敢言，更敢为，太学成了整个舆论区的中心。
东汉末年，宦官当道，太学学生们以集体力量去与宦官对质。比如太学学生张风，就曾带领数百太学学生到皇宫门口，为被宦官诬陷入狱的凉州名将皇甫规向汉桓帝上书。汉桓帝虽然被迫释放了皇甫规，却也为太学学生被卷入“党锢之祸”埋下了祸根。
《资治通鉴》记载仅熹平元年，因“党锢之祸”而被四处逐捕的太学游生，就多达千人。
熹平四年，汉灵帝听信宦官李巡“太学学生考试行贿作弊者众”的谗言，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
至此，46块“熹平石经”立于洛阳太学门外，刻于石碑之上的《诗》《书》《礼》《易》《春秋》《论语》等经典，成为了对太学学生思想的禁锢，也成为了对东汉政权衰落无声的嘲笑。
太学无法再为朝廷育所需之才，因为把持朝廷之人本就不需才。而太学的影响力与地位，由此开始一去不返。
2.科举兴起，地位不复
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度的选官方式，使得朝廷为世家大族所垄断。魏文帝曹丕虽在黄初中期恢复了洛阳的太学，但是寒门弟子能进入太学，到毕业成功入仕的几乎为零。
文人对这个既无法育寒门之才，又无法纳天下之才的太学失望，还愿意去太学读书者少之又少。学校无生源，学校便形同虚设。
唐代按父祖官爵的不同，设立了包含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的国子监。学生因资荫身份入不同学，且学习内容不同，太学学生与国子学生、四门学生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且只学习儒家经典。
教习的范围变窄，招收学生的范围受限，能入太学读书者自然也变得有数。
后科举兴起，寒门弟子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入仕。莘莘学子不再以进入太学而为荣誉，而是向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金榜题名。
而靠祖父资荫进入太学的学生们，已经不能像汉时那样享受到只要通过“射策”，就能入仕为官的优待。想要入朝者，一律参与科举考试。总而言之，就算从太学修习毕业，如果想要入朝为官，仍然只有参与科举考试这一条路。
太学毕业不包分配了，还可能考不上科举就要失业，那何不从一开始就认真考科举呢？故此太学自然不会再是学子心中圣地，去不去太学读书，也显得不再有那么地重要了。
总结汉代太学作为国家的最高学府，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为国家育才的职能；同时它也是当时国家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故此为国家选才，让国家有人可纳，也是它应尽之职。
太学的衰落是一步步的，它源于统治者自身政权的衰败，对太学在机构设置和管理上的逐步放松。最重要的是它对太学学生的精神禁锢使得统治者想要的人才不再能够得到培育，科举制的兴起也让太学学生不再有读太学后的荣耀与出路。
或许太学到如今留下的，是那些太学学生们在野之身，却敢于与宦官当权的黑暗时代去抗争的勇气和精神。
参考文献
《太学》
《两汉太学研究》
《东汉洛阳城南：中国古代第一个都城文化区的形成》
《“熹平石经”与东汉政府对太学控制的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