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底，国民党内部举行了一场研讨会，主要议题是如何应对已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刘邓大军的行动对当时的国民党将领构成了巨大震撼，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原先的长江防线部署全面失效，而且南京和武汉这两大南方重要城市也暴露在了解放军面前，使他们在战略上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因此，会议一开始就笼罩在低气压之中，与会者都默默注视着沙盘，一口接一口地抽着闷烟，无人发言。
过了许久，时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汝瑰突然拍案而起，指着旁边的胡琏，愤怒地指责道：“我认为，刘邓大军之所以能在大别山站稳脚跟，你胡琏必须承担全部责任！”郭汝瑰的这番话引起了轩然大波，连胡琏本人也面露愠色，想要反驳。然而紧接着，郭汝瑰的一句话又让胡琏哑口无言：“我问你，你和刘伯承曾同住一村，你是如何让他逃脱的？你这个共军的奸细！”郭汝瑰的指控异常严厉，闻言后，胡琏脸色煞白，只能喃喃解释道：“我方因敌情所惑，给了敌人逃跑的机会……”
郭汝瑰所指控的事件发生在1947年大别山交战期间。当年7月底，解放战争进入了新阶段。为了改变局势，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决定进攻敌人后方腹地的大别山地区，以开辟新局面并扭转被动形势。这项艰巨任务落到了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肩上。刘伯承稳重务实，邓小平精明能干，两人都是解放战争时期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之一，配合默契，彼此坦诚相待。然而，这次行军作战非同寻常，刘邓二人肩负着巨大的压力。挺进大别山，实质上相当于在解放战争时期重新进行一次红军时期的长征。当时的国民党军士气正旺，而中原地区又是国民党的腹地，敌军实力雄厚。想要在如此环境中千里奔袭并在大别山立足，可谓难上加难，时刻面临着被包围的风险。
尽管如此，刘邓大军并未退缩。接到命令后，他们立即开始准备。为了提高行军速度，他们舍弃了许多重型武器装备和辎重，只为尽快抵达大别山地区。然而，天公不作美，刘邓大军刚迈出第一步，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当时正值中原和南方的盛夏雨季，连绵不断的暴雨使得沿途道路和山径变得泥泞不堪，交通状况极其恶劣。在这种道路上携带装备行军，对体力消耗极大，行军没几天，许多战士就在泥泞的山路上筋疲力尽。但为了确保完成抵达大别山的艰巨任务，刘伯承和邓小平不得不咬紧牙关，竭尽全力加快部队的前进速度。
经过巨大的努力和牺牲，部队最终抵达了大别山区。然而，摆在刘邓大军面前的是更为复杂的局面。大别山虽大，却极度贫困，无法供养大量部队。要想在此驻军，就必须分散兵力。此外，国民党军队也已渗入山区，使局势更加复杂。最重要的是，由于大别山区长期遭受国民党军队的蹂躏，当地百姓对持枪军人充满警惕和敌意，群众工作难以顺利开展。
面对重重困难，刘伯承和邓小平采取了南北分兵的策略。具体而言，刘伯承亲自率领北路军突围，以吸引国军的注意力；邓小平则率领主力南路军留在大别山区，通过运动战牵制国军，协同配合。在执行突围计划时，尽管名义上刘伯承带领二纵、三纵、六纵三大部队，但由于特殊状况，他身边的实际兵力极少，只有一个警卫排，其他部队只能远程遥控指挥。
在分兵前，刘伯承将警卫团留给邓小平，并对身边一个排的战士说：“万一被敌人冲散，请不要管我，到文殊寺地区找邓政委会合。”在某种程度上，此时的刘伯承已做好牺牲的准备。临行前，邓小平紧紧握住排长的手说：“你们的任务非常艰巨，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刘司令员交给你了，你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当时的行军可谓是步步惊心，刘伯承亲自与战士们一起走过田埂、越过河流，处处都有国民党军队，危机四伏。有一天深夜，部队历经千辛万苦在一个村子停下来想借宿，老乡的回答却让众人冷汗直冒：“村子里都已经住满了。”问：“是什么部队？”答：“戴铁帽子的。”当时的解放军哪有钢盔？刘伯承一听便明白这是国民党军，无奈只得继续赶路。事后分析，如果当晚没有询问老乡就直接住下，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次，刘伯承一行人在一处山村刚安顿下来，值夜巡逻的哨兵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情况：村子里竟然驻扎着国民党的一支先遣部队——以胡琏为师长的整编第11师。不知不觉中，他们已与敌人同住一村！得知这一消息，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