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场五代十国局面的进程中，北宋统治者侧重斟酌的问题有二：
一是怎么重建中央集权的独裁统治，使唐末以来长时间存在的藩镇局面再也不呈现；
二是怎么巩固新生王朝，使之再也不成为五代以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下属将领也被迫“黄袍加身”，起兵夺取新生政权，通过酒宴方式，要挟利诱，请求高档将领交出兵权。以后，再经由宋太祖以及宋太宗两人的精心治理，宋代的文臣掌兵体系逐步构成。自此以后，处所将领的兵权全体上交，藩镇割据的凌乱局面彻底被终结了。
然而，南宋早期的时候，跟着金兵的步步紧逼，武将的重要性愈来愈凸显。为了坐稳江山，统治者也不能不默许了武将地位压过文臣的事实。建炎四年（1130年），高宗下令撤销御营司，并将御前军以及御营军改设为神武军。自此，南宋正式构成了武将手握兵权的事态。
看到朝廷放开了对武将的管制，南宋将领迅速招兵买马，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实力。到了绍兴五年（1135年），南宋已经构成了五个较大范围的军事团体。这五个团体，分别由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岳飞、吴玠五将统领。
在以后抵御金军的进程中，这五个军事团体的实力不断扩充，几个将军在自己的地盘也有了民政、财政大权。而且，在烽火中构成的战友谊，相比于上下级的关系更加坚不可摧。为了表示对将军的虔诚，兵士们不少都是以主将的姓氏为自己的名字。
宋代以黄袍加身立国，对武将自然颇为防备。尽管，金兵进攻的锋铓被暂时遏制了，然而，武将对皇权的要挟一直是宋高宗的心病。为了令赵氏一脉紧紧地掌控皇权，宋高宗在战事稍缓时就开始削弱武将的兵权。绍兴二年（1132年），宋高宗命文臣吕颐浩管辖江淮以及两浙的军事。
嗅觉敏锐的将士，已经从中看出了高宗打压武将的心思。以后，宰相张浚在宋高宗的暗中支撑下，开始大刀阔斧地展开文臣管理军事，削弱武将兵权的行为。张浚在朝多年，深谙以柔克刚之道。武将掌兵多年，如果，冒然收回兵权，则必定会引起祸乱。
为了不乱事态，他先以弹压处所起义为名，将岳飞调往他处，然后，在岳飞的辖区设置中央管理机构。岳飞对大宋忠心耿耿，自然对朝廷的旨意百依百顺。看到此计见效，张浚继续在刘光世、张俊等人处依法炮制。很快，全国构成了一个以张浚为中心，以各个军事团体为后盾的袭击态势。
如果，张浚继续步步收回军权的话，那么，宋高宗就能够高枕无忧了。惋惜的是，做出了一点成就后，张浚开始沉不住气了。为了快速收权，他两次上书要求免职刘光世。刘光世掌兵多年，自认为问心无愧，此时，见朝廷如斯猜疑自己，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以后，为了向朝廷表明自己无意谋反的态度，刘光世以病重为由，向朝廷要求告老还乡。刘光世骤然离职，他的部下人心不稳，有很多人投降了金国。宋高宗见事态失去了节制，于是，只能暂缓收权。此事过后，中央以及处所的关系日趋紧张，各个将军无不惶惶不安。
自此，宋高宗下令安定诸将的同时，也让收回兵权变得愈来愈难题了。跟着年岁渐长，宋高宗削弱兵权的欲望愈来愈迫切。张浚的前车之鉴在前，为了不重蹈复辙，宋高宗这次选择了老成持重的赵鼎主持削权。赵鼎在心中盘算了几遍后，抉择采取以静制动的做法。
于是，他向高宗建议：先让高宗出面和缓朝廷与武将之间的关系，然后，以选拔犒赏为名，行分权收权之实。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高宗将岳飞、张俊、韩世忠三人召回临安，并分别授与他们枢密使以及枢密副使的官职。
表面上看，三位大将都升了官，有了介入最高军事决策的能力。可实际上，三人与戎行之间的联络却被无形地削弱了。不久以后，宋高宗亲身向三人下达中央旨意：“所有的戎行，都由朕亲身统领。任何将领，都不可以在军中擅权。”然后，宋高宗又扩展了戎行中中层将领的权利。
这样一来，中级军官由对将军尽忠变为了对皇帝尽忠，武将统帅的权利被架空了很多。宋高宗见自己的规划初步见效，于是，趁热打铁地下达了第二道命令：“今后，兵权由朝廷掌握。朕下旨改换将帅的话，可以直接差遣文臣去做。文臣进入军中，以及朕进入军中是同样的。”
这道命令一下达，也就象征着，文臣的地位彻底压过了武将。今后执掌军权的，将是皇帝信任的文臣了。自此，宋高宗如愿以偿地从武将手中收回了兵权。然而，这也直接致使了南宋在对外军事上的疲软。终南宋一朝，尽管，可以在江南苟且苟安，但却始终没法光复往日的河山。
终究，走投无路的南宋终于在1279年3月19日，跟着赵昺随陆秀夫及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至此，南宋彻底消亡，四十多年与蒙古对抗以失败告终。
参考资料：
【《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国文明史·宋辽金时期·〈宋朝·波涛起伏的宋朝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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